撰文：John Lee；翻譯：黃維德
在現代新加坡，同志男性（或更明確來說，被一位或一位以上順性別男性吸引、表面上看來屬於順性別的男性）從出生到死亡，始終受到系統性的歧視。本文將從法律、軍事、居住、教育和健康等 5 個面向討論此一歧視，並解釋同志如何在這些限制之下，嘗試保持動力、尊嚴和自主。
法律：沿用殖民時期刑法、挑戰憲法失敗
過去 10 年，許多運動人士和學者一次次地覆述此法條：刑法典第 377A 條規定，「任何男性在公開或私人場合，實行、唆使實行、導致或嘗試導致任何男性實行，與另一位男性之間的任何嚴重猥褻行為，應處於兩年以下徒刑。」此法早在受大英帝國殖民時便存在，起草於 1938 年，並被保留至新加坡刑法典中。其寬廣的詮譯和意涵，影響遍及同志生活的各個面向。
也因此，過去 10 年，運動人士已三度嘗試撤銷此法，但都以失敗收場。第一次為 2007 年 10 月；當時，官委議員蕭錦鴻提出請願，試圖透過國會行動修改此法。接著，其他國會成員便提出了反制請願和反駁。最終，總理李顯龍以異性戀霸權社會為由，宣佈保持現狀並保證不會主動執行此法（註一）。
然而，國會的承諾無法成功影響執法者的行為：2010 年，至少兩宗原以 377A 法條起訴被告的案件，修改了起訴罪名。這一次，其中一名被告 Tan Eng Hong 決定提出憲法挑戰，也在傳統及社群媒體上引發大量討論。同志伴侶 Lim Meng Suang 和 Kenneth Chee Mun-Loen，在 2012 年 11 月提出挑戰（註二），亦延續了這些公開和私下論辯。儘管兩案都沒有成功，但也將身為同志的各個面向，帶入了媒體和談話。
它們揭露了身為同志的多元本質：一如其他人，部分男同志會在公開場合性交，當然也會在私人場合性交；有些人選擇單一伴侶，有些人選擇多重伴侶；有些人富裕又有影響力，但許多人都貧窮而無力。最重要的是，它們揭露了同志男性的生活是多麼地平凡又平常。
不過，這些國家級事件也誇大了同志人士的影響──事實上，透過法律邁向同志平權，同志男性並不抱太大期望。除非他們本身就是律師，否則法律術語和訴訟成本都是重大阻礙。而在社會接納方面，過去 10 年的社會學長期調查，亦持續證實民眾的保守傾向。一項調查認為，遵循常規、內在宗教性、西方導向、人際接觸、間接曝光，以及認為同性傾向是種選擇，全都是形塑和改變對待男女同志態度的重要因素（註三）。
軍隊：「302 類」士兵的特殊待遇
新加坡武裝部隊的同志服役禁令，直到 2003 年才被取消，但軍方亦採行國際疾病分類（第九版）第 302 類，持續探詢所有入伍者的性傾向（註四）。此分類將「僅止或主要受到同性者的吸引，無論是否有身體關係」認定為性偏離或性失調。換句話說，軍方相信同志有問題，只因為他們是同志。
入伍前的健康評估會詢問入伍者的性傾向。若入伍者表示自己是同性戀者或跨性別者，就會接受一輪心理調查，並列為「302」類。入伍者的分類，會決定他們的職務和服勤時間。列為「302」類的士兵，僅能擔任較低階的職位，也不能在營區過夜；無論體能狀況為何，他們都不必參與 5 項體能測試的其中 2 項。
軍事社群與公司、工廠組裝線等大部分公民社群相似，常會偏好或鄙視某些特質，展現這些特質的人，則會獲得讚揚或遭受霸凌。社會對待性傾向的態度改變之際，在軍隊之中，同性戀傾向與同性情誼之間的界限也逐漸模糊。畢竟，軍隊理當是灌輸社會凝聚與國家團結原則的地方（註五）。不考慮自行宣告同性戀傾向的情況，對所有新加坡男性來說，軍隊或許就是最為平等的地方，無論他們的性傾向為何。
住房與空間：缺乏資源、必須隱藏
政府的立場是：空間非常有限，所以人民的居住空間全都得接受規劃，甚至向天空和地底延伸。新加坡靠著柬埔寨、印尼等鄰國的沙石，以填海造陸穩定地擴張土地面積，現有土地也經常再次開發。國家規劃單位則會依照種族、婚姻狀態、家庭收入、公民身份等抽象人口統計分類，將這些空間分配給民眾。這類都會計畫與住房政策，是以政府的理想社會願景為目標，也會歧視男女同志，因為這個理想願景將他們排除在外。
政府並不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無論有無補助，公共住宅的取得核可，幾乎專屬於育有或沒有子女的已婚異性戀伴侶。在推出單身機制（允許 35 歲以上的未婚者購買兩房公寓）之前，同志如果無法負擔私人市場上的住宅，就只能與家長同住或租屋。也就是說，同志或未婚伴侶，皆無法享受已婚伴侶擁有的房地產優惠待遇。以此觀之，擁有同性戀子女的家庭，享有的國家資源（無論是否與財務有關）較少。
再者，同志常得面對封閉的、人數較少的異托邦，亦即主要參與者並非主流大眾、而是同性戀人士的差異化空間──讓同志可以免於恐懼、自在社交的「較為安全的空間」（註六）。這些空間包括酒吧、夜店、桑拿和「巡遊空間」。當眾展現愛意和親密感的尋常行為，是許多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人權，但對同志來說，這些行為被排擠至具有隱密性的空間，例如汽車旅館、私人住宅等。
日常生活中的親密表現亦是如此，親吻、擁抱、牽手等身體表示，並不適合當眾進行。同志和同志伴侶能公開展現的時尚和行為，亦受到限制。
總體而言，當代的新加坡社會有著不成文的、保守的穿著和行為規範；長期下來，同志也緩和了服裝的色彩和緊身程度，並減少身體配件的數量，擔心自己會在職場或公共場合遭到歧視。個人嘗試在空間政治分配與身體社群管理之間取得協調，正是從真實恐同邁向想像恐同的心理及社會轉譯。
同志退居專屬他們的小型公共空間，最終，他們也會調適自身行為以符合所處環境。同志知道自身的居住和移動權比較不受尊重，也認清某些地方會比較善待自己。一如新加坡建造了更多購物中心和公園，同志亦悄悄地將不受公眾注意的都會郊區地點仕紳化。他們想要擁有更安全的空間，也在這種內在渴望的引導之下，透過直覺找出適合接觸和玩樂的特定安靜地點。有些人探入這些空間，是為了尋求一時歡快，但大多數經常前往這些地點的人，是為了尋找想法想近的人、與他們建立友誼或親密關係。
教育與文化：缺乏指引，只得另尋出路
同志在教育課程中成為隱形人：學校課本中幾乎完全見不到同志或同志相關主題。除了同性戀傾向的定義和法律規範外，依戀、虐待、對家人和朋友出櫃、性健康等其他重要議題，都沒有含括在性別教育課程之中。2009 年，教育部和數間性別教育課程提供者爆發道德恐慌；內部審視後，「禁欲」版本取代了「全面」版本（註七）。
在這樣的異性戀霸權環境中成長，年輕同志並沒有可以模彷或反思的榜樣：
在主流媒體之中，對男同志、女同志和跨性別角色的正面描繪，遭受重度審查。同性戀和跨性別主題的電影和劇作，會直接列為不適合 21 歲以下觀眾觀賞；這類電視節目則會在較晚時段播出，並在螢幕角落附上「需要家長輔導觀賞」的警告。媒體發展局亦維持模糊的指導方針，要求印刷品、廣播和螢幕播送內容不得美化或推廣「另類生活型態」。
現代同志男性被迫學會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屬於自己娛樂──社群媒體、網路聊天室、視訊分享入口網站，亦滿足了同志的休閒和教育需求（也滿足了其他每一個人的這類需求）。同志為大部分媒體和數位應用程式，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版本，內容涵蓋整個光譜，從基督教小組到色情群組聊天室皆無所不包。
同志亦得益於與跨國企業和全球集團裡的外國人交流，例如華為、Facebook 等，部分企業也積極贊助當地運動人士的活動。當地和外國同志的地理流動性增加，無可避免地創造了大量的跨文化互動機會。
曼谷正是同志常去的地點之一。身處外地帶來的匿名性，讓同志得以擺脫那個曾經恐同的國家的窺探凝視（註八）。酒吧、夜店、脫衣秀、猛男秀、低廉的旅館，全都為同志男性提供了他們極度渴望的自由。他們也能找到低廉的衣著、內衣、情色文學、色情影片和性愛玩具。
廉價航空現身之後，曼谷成為、至今也依然是同志逃脫日常壓迫的自由避風港。另一座吸引無數同志的城市，就是同樣能接納同志和同志行為的台北。新加坡華人與台灣人在文化上具有許多相似之處；台北深受美國的影響，同志文化多元又充滿活力。除了美食、美景等主流觀光地點外，當地男同志（同樣得接受徵召入伍），以及許多同志友善設施和大型主題活動，也都是吸引同志造訪台北的因素。
健康：同志的預期壽命，遠低於異性戀者
同志就和所有人一樣，會生病也會變老。同志男性繳交同樣水準的稅賦，但與擁有小孩的異性戀已婚伴侶相較，他們獲得的國家福利非常少。以整合醫療而言，同志獲得的支持遠不如其他人。除非獲得遺產贈與，同志無法倚賴伴侶或遠親的存款（透過公積金計畫）；他們得自行負擔幾乎所有的醫療開銷，若無力負擔，就有可能提早離世。
部分已發展國家的國際研究顯示，同性戀者的預期壽命遠低於異性戀者（註九）。以年長同性戀者不受關注的情況來看，新加坡的情況很有可能也是如此。亞洲文化傳統下，亦有另一個令人悲嘆之處；同志男性過世後，只有極少數後代會向他的墳墓致意。
過去，具有潛在健康風險或病徵的同志，會在造訪家醫科醫師前猶豫再三，因為他們擔心被回報給醫療或執法當局。2000 年代初期之前，性傳染病的專門醫療服務十分有限，性傳染病防治診所（DSC Clinic）是唯一一間服務異性戀者的診所，後來亦將同性戀者含括在內。
接著，新加坡慈善組織 Action For AIDS，開始為與男性發生性關係的男性，提供每週三次的匿名服務，愛滋病的檢測及確診人數亦隨之上升。今日，已有更多私人診所提供最先進的愛滋病及性傳染病檢測和醫療；政府也會根據病患的家庭收入狀況，補助一大部分的醫療成本。話雖如此，愛滋病患者仍舊無法擺脫強烈的社會汙名，貶低和拒斥（例如在就業和友誼方面）依然是困擾著愛滋病確診同志的嚴重歧視。
一如醫療領域，過去 10 年裡，社工人員亦有所調適，好為同志客戶提供諮詢。社工人員必須了解同志在新加坡生活與工作的基本生命歷程，才能有效處理客戶的社會與心理問題，判斷它們是否與性傾向有關。
在成長過程的每一個階段中都遭受歧視，可能會帶來沉重的情緒壓力，影響心理健康。同志得戴上數種面具，好在軍隊、職場和最重要的家庭裝出異性戀者的模樣，這會創造複雜的情緒變遷，也常會使恐同感受內化。正如其他文化差異，諮商師和社工人員必須漸進式地處理這些社會心理現象，並視之為自身的根本職責之一。
小結：歧視，如何殺死男同志
國際移民流入、社會進展並邁向多元化之際，封閉的同志社群之中，也出現了先前見不到、聽不到的人物和聲音。這些「新同志」並不屬於較具能見度、使用英語的新加坡華人中產階級，而是以窮人、身體殘疾或少數族群的身份「出櫃」，打破了自由派、難伺候、花花公子這樣的傳統刻版印象。
聽力障礙的同志，希望其他人能看到他們參與同志活動，例如 Pink Dot 示威、聖陶沙島上的戶外同志派對等；喜歡男性的馬來男性亦站上了年輕、健康、國際化運動社群的最前線。來自跨國企業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同志居民，例如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等，也展現自身的存在感，參與文化和社交活動，志願貢獻他們在商業和法律事務上的專業能力。
然而，政府在撤銷 377A 方面仍持保留立場，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為了與政治菁英階級的內在信念，以及與印度、印尼、馬來西亞等鄰國的憲法保持一致性（註十）。在面對同性戀議題之時認定，同性戀的法律地位必須以社會價值做為最後仲裁，仍舊是個充滿爭議的看法；由多數人決定少數人的行為和想法，已預先假定同性戀傾向是種異常，無論是否為犯罪學上的異常。
此外，任何同志友善的發言或認同，皆有可能危及發言者的名聲和職業，使他們面臨巨大的個人風險，抬高推動變革的可能代價。表明同志身份的穆斯林和公務人員，曾經分別面臨死亡威脅和遭到開除／職涯停滯。
同志的未來依然十分悲觀，除非他們可以規避強制異性戀式的社會慣例、規避同性戀常規。許多人選擇放棄，以結婚和生育來平撫家庭和社會的要求。有些人則尋求「默認」這種替代方案，亦即在性傾向和親密關係上儘可能保持模糊，允許其他人自行做出結論，以此做為對抗人生中其他挑戰的生存策略。
其中之一就是保守同志的優越地位，他們並不會反抗歧視，但擁有新自由主義式的、自我中心的生活型態。這種物質主義的表象日益普及，將無可避免地導致同志持續受到壓迫，無論是否為自我強加的壓迫。
總理李顯龍曾在 2007 年的國會辯論中重申：「（新加坡的）態度是務實的──我們互相包容。」然而，正如這篇論文所述，許多政府機構在實務上並未採行這種道德立場。與總理的「互相包容」立場相反，新加坡那由生至死的歧視，為同志男性帶來經濟和健康方面的負面效應，導致更短、更窮困的人生。這麼說並不為過：歧視殺死了男同志，心靈和身體皆然。
最大的諷刺之處就是，大多數同志男性會無意識地將實用主義內化。同志男性接受（甚至是擁抱）現狀，等同於不言明地贊成由生至死的政府管控和歧視，助長自身遭受的痛苦和輕貶。任何形式的個人自主，就算是在不久的未來，也十分難以實現。
註一：Lim Puay Ling, “Penal Code Section 377A”
註二：George Baylon Radics, “Section 377A in Singapore and the (De)Criminalization of Homosexuality”, Reconstruction 15(2), 2015.
註三：Detenber, B. H., Ho, S. S., Neo, R. L., Malik, S. and Cenite, M., Influence of value predispositions, interpersonal contact, and mediated exposure o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s in Singapor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 2013, 181–196.
註四：Sexual and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 302.
註五：Chris K. K. Tan, “Oi Recruit! Wake Up Your Idea!”: Homosexuality and Cultural Citizenship in the Singaporean Military’, in Jun Zubillaga-Pow and Audrey Yue (eds.) Queer Singapore: Illiberal Citizenship and Mediated Cultur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71-82.
註六：Jun Zubillaga-Pow, ‘Foucault v. Singapore: Biopolitics and Geo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Queer Films’, in Stephen Teo and Liew Kai Khiun (eds.), Singapore Cinema: New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29-143.
註七：Warren Mark Liew, ‘Sex (education) in the City: Singapore’s sexuality education curriculum’,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14, 705-717.
註八：Alex Au, ‘Speaking of Bangkok: Thailand in the History of Gay Singapore’, in Peter A. Jackson (ed.) Queer Bangkok: 21st Century Markets, Media, and Right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181-192.
註九：P. Cameron, K. Cameron, W. L. Playfair, ‘Does homosexual activity shorten life?’, Psychological Report 83(3), 1998, 847-66; Marten Frisch and Henrik Bronnum-Hansen, ‘Mortality Among Men and Women in Same-Sex Marriage: A National Cohort Study of 8333 Dan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9(1), 2009, 133-37.
註十：Parliamentar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s, Parl. 11, Session 1, Vol. 83, Sitting 15, 23 October 2007, Bills.
備註：本文原載於 New Naratif 官方網站，英文版原文請見〈How Discrimination Kills Gay Men in Singapore〉。
《關於作者》
JOHN LEE
John Lee 為作者筆名。作者希望能保持匿名，他是藝術家、教師，在 LGBT 社群活躍超過 10 年，也對人權及其他社會議題充滿興趣。
執行編輯：陳慈晏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Tan Eng Hong、Lawrence Wee、Muhammad Faligh Abdul Rahman、Otto Fong 提供、Shutterstock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