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在美國的全國出櫃日(National Coming Out Day)這一天,400位中國的男同、女同以及同性權益的支持者手持彩虹旗亮相台灣歌手張惠妹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演唱會,這位向來力挺「同志」的歌手在台上驚呼,她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彩虹旗。召集起這支彩虹旗方隊的是一款流行的同志交友軟件Blued,它的創始人馬保力站在方陣的最前方。
2012年11月,馬保力作為參與艾滋病防治的公益組織代表受到李克強的接見。
2012年11月,馬保力作為參與艾滋病防治的公益組織代表受到李克強的接見。 Courtesy of Blued
2000年,正在秦皇島市公安局擔任內勤工作的馬保力為了尋找知音而創建了同志社交網站淡藍,那時他剛看了明星耿樂參加的一檔針對中學生的電視節目《第二起跑線》,覺得耿樂挺帥,就給自己起了個現在那個廣為人知的網名耿樂。15年後,由他三年前在淡藍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同志社交應用Blued正要簽署C輪的投資意向書,據馬保力說,總金額可達上億美金。
2010年,馬保力和他的團隊。
2010年,馬保力和他的團隊。 Courtesy of Blued
Blued提供基於地理位置的陌生人社交服務,用戶可以找到身邊的同志,加好友、發朋友圈、參與聊天。Blued在功能上與其他同性戀使用的陌生社交應用並無大異,但在用戶數量上佔有絕對優勢,還提供預約檢測HIV的服務。一位網名「町小球」的用戶通過微信採訪時說,由於人氣旺,他在Blued發的朋友圈能收到更多評論和點贊,令他更有滿足感。但Blued目前尚無營收,去年B輪取得3000萬美元投資,馬保力表示目前仍在積累用戶,不急於賺錢。
在中國,與現實社會對同性戀的漠視、歧視截然不同的是,網絡空間的同志應用發展得如火如荼,投資人紛紛着眼「粉紅經濟」的巨大潛力。雖然對於同性戀佔總人口的比例,有各種不同的說法,而且並無權威統計,但一些數據顯示,在美國等一些國家人口中可能有約5%為同性戀,如果按照這一比例來計算,馬保力和部分媒體稱,中國可能有7000萬同性人群,而且他們消費能力強。財新網報道,中國同志的購買力在每年3000億美元左右,僅次於歐洲和美國。在App Store中搜索「同志」可以找到將近20餘款中國製造的同志應用,以社交類為主,也有出售情趣用品的。Blued是國內最早的同志應用,得益於淡藍積累的人氣和創始人馬保力的高曝光率,其用戶數自稱在同類產品中是最大的。馬保力說Blued的用戶超過1500萬,其中90後佔一半,300萬在海外。並無第三方數據統計同志應用的用戶數,但國內app監督平台酷傳7月份的統計顯示,Blued在今年1月和6月的男同應用下載量上遙遙領先,其次為總部同在北京的Zank。除了各種應用,還誕生了提供同志旅遊的藍絲帶旅遊網和位於香港提供同志金融服務的LGBT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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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些業內人士卻質疑,中國的政治環境依然保守,多數人仍視同性戀為禁忌,且同性人群中經濟能力差異巨大,所謂的粉紅經濟被誇大了。2009年一家健康類網站調查顯示,中國同性戀人群中有超過50%不會向任何人公開自己的性向,仍有將近80%會選擇和異性結婚。國內LGBT(女同、男同、雙性戀及變性者的簡稱)資訊網站愛白網今年隨機調查了1335位使用男同移動社交產品的用戶顯示,超過75%的用戶月薪在5000元以下。業內人士稱,總部位於比利時、在歐美地區十分流行的Jack'd目前的主要變現方式也是付費會員和廣告,電商方式很少,也還沒有實現盈利。今年5月,彭博商業網報道由於難以維持營收,世界上第一款基於地理位置的同志應用Grindr尋求收購,但並未完成。
和許多同性戀一樣,馬保力在認識、接受自己的過程中經過許多掙扎。多年來一邊在公安局為領導寫材料,一邊小心翼翼地以網名耿樂經營着淡藍網,曝光後被迫辭職。網站在嚴打過程中多次被關,直至他從2010年前後開始幫助政府在同性戀群體中宣傳政策法規、動員篩查HIV,逐漸得到政府的認可以及來自政府和一些基金會的資金支持。2012年出於盈利的考慮,馬保力開始將重心向移動端轉移,創立了Blued。同一年作為防治艾滋病民間組織的代表之一受到了李克強的接見。
近日,馬保立在北京的時尚地標蘋果社區的辦公室里接受了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採訪,解釋了粉紅經濟的力量,以及他如何在平衡政府支持和商業發展方面作出的努力。採訪內容經過編輯,並經過馬保力本人審核。
 
紐約時報中文網:為什麼會開始創業?最早怎麼開始的?
馬保力:2000年的時候我警校剛畢業當警察,在公安局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就發現我身邊的很多朋友,他們的同學、同事都結婚,這個時候我就發現我對異性不太感興趣,我就到互聯網上去找找相關的信息,看看自己到底怎麼回事,我一直以為世界上只有自己這樣有問題,為什麼我只喜歡跟自己一樣的男性呢,不喜歡異性。當時中國互聯網上所有關於同性戀的信息都是負面的,變態啊、要治療啊、什麼精神療法啊、什麼電擊療法啊,我當時就特別迷茫,一度就想去看病,就覺得自己有病。當時網上有一部流行的小說叫《北京故事》,《藍宇》的小說(原型),我就看,看了特別感動,在網吧裡邊看邊哭,才意識到這個世界上可能不止自己是這樣的,可能還有很多是同性戀,然後我就找這樣的網站,但是也很難找,找到一個聊天室,裡面也沒人,一等等一天也等不到一個進來跟你說話的人,所以我就想,乾脆我就做這樣一個網站吧,我當時就做了一個,當時起名叫淡藍色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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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的時候,我在公安局提了副處長,提的比較早,但是變得特別忙,沒有太多時間做這個網站,為了更新內容每天晚上睡得都特別晚。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找一些人來幫我一起做,我拿工資補貼他們,或者網站可以自負盈虧,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收入,我可以繼續當警察,只是業餘時間管理或者參與。所以06年在國內的一些其他同志網站的站長中,選了幾個聊得比較好的,他們就加入了淡藍,我們一起來做這件事。
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做淡藍網的過程中遇到了什麼挫折?怎麼面對的?怎麼開始跟政府合作?
馬保力:2008年奧運會的時候,新華社用英文報道了我們,說中國有同性戀酒吧、同性戀網站,這個網站叫淡藍網,還有我們的網址,還說中國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包容,但我覺得這可能是官方表明一個態度。當時網友把截圖發給我的時候我就覺得特別開心。在06、07年或者05年那陣,中國剛剛開始嚴打互聯網,每年都有幾次風暴,叫什麼互聯網嚴打風暴,就開始整頓。每一次第一批打的都是同性戀網站,雖然那個網站內容是健康的,沒有什麼色情內容,但每次都會被關閉。關閉的理由各種各樣,說你違反社會公德、或者政策上拿不準,那時候總會受到這樣一些干擾。
08年報道之後,09年我們七八個小夥伴在秦皇島,我們說要不我們去北京闖一闖吧。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在秦皇島做這個網站,總還是擔心受怕,特別沒有安全感,不知道政策底線在哪裡。那個時候整個社會對同性戀的誤解還是非常深的,我們不敢跟任何人提起我們在做什麼。秦皇島很小,我們在居民樓里租了三居室辦公,街坊鄰居看我們的眼神都奇奇怪怪的,一幫男孩子在這裡面做什麼,他們以為我們是傳銷的。那時候國內在打擊傳銷,我們想招一些技術人才又招不到。很多人都願意去大城市,沒人願意去小城市。在這個城市,因為我們這個團隊大家都是gay,找男朋友也很難找。這個城市特別壓抑,大家特別害怕被歧視,所以你要是想跟一個網友聊了想見個面,大家都躲得遠遠的,偷偷地看你一眼,馬上就跑掉了,不像現在大家都這麼自然和大方,見個面什麼的都ok。所以我們就覺得一個城市,大家都可能太壓抑了,那我們說我們去北京試一試吧。那個時候,我就跟單位請了個假。
來北京之後就一直在想怎麼做怎麼發展,正好這時候有個契機出現了,我記得那時候有一個特別好的朋友感染艾滋病了,他說我男朋友也感染了。我好幾天都沒有吃好飯,我那時候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地接觸一個艾滋病感染者,還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大概過一兩個月,又一個人跟我說。我覺得他特別優秀,比我優秀多了,發展非常好,很棒,也感染了,是找一個男朋友,特別喜歡,被他男朋友感染了。那個男朋友可能也沒意識到自己是感染者,所以就(發生了)沒有安全措施的性行為。我覺得他的世界天都塌下來了,因為他是他們家的獨子,非常的優秀,特別難過。還有第三個,一個同事。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太嚴重了,其實中國那個時候也才剛剛意識到,艾滋病在男同性戀人群中要爆發的這麼一種趨勢,所以我說,那麼我們就可以做點兒什麼。我們當時就是給自己定義為公益網站,我們也很希望自己跟政府合作,因為那時候我們也沒有安全感,很害怕政府會以什麼樣的理由和借口把我們的網站關掉。因為你是同性戀網站,你說不清楚。就覺得同性戀到底是什麼,那時候沒有人去討論,很多人都是帶着有色眼鏡來看同性戀。所以我們就說,為什麼不以艾滋病作為一個契機來跟政府合作,去幫他們做事,其實也是幫自己,幫着同性戀的這個人群。然後我們就找了昌平區的疾控中心,我記得很清楚坐着公交車從立水橋,整個坐了兩個小時,坐到了昌平縣城,見他們那個科長。那個科長人挺好的,說耿樂你們來得非常好,說我們特別想在男同性戀人群中做干預工作,但是我們找不着同性戀在哪裡,也不知道誰是。你們跟我們合作就太好了,你們了解這些人群在哪裡,你們的網友就都是,要找到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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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就幫他們宣傳、干預,他們也幫我們來申請國家的項目,政府開始購買我們的服務。然後我們就動員大家去做檢測,告訴大家怎麼保護自己。那還是比較早期,然後昌平覺得我們做得很好,就把我們推薦到北京市,北京市的領導就開始了解我們,也開始跟我們合作,就跟北京市合作,後來又跟衛生部合作,後來又跟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跟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合作的級別越來越高、越來越高,項目越來越多。就做得很好,那個時候其實網站不掙錢,不夠我們的支出,那個時候幸好有這些公益項目,政府購買我們的服務,它可以解決一些人員的經費和辦公場地的費用,那個時候我們就活下來了,就在那個節點上。2010年開始,做了兩年多,全球基金我記得很清楚,一年大概可以給我們5萬人民幣左右,包括所有的支出。基本上能夠維持我們的房租了。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是如何出櫃的?
馬保力:2012年搜狐網拍了我的一個紀錄片。我正好有一個朋友認識,他就說我們網站想拍12個男人的故事,就想拍你耿樂,就說你這個很有意思,是個同性戀,又做個同性戀網站。當時我還沒辭職,我還是警察的身份,然後就想拍。我說,這個影響大不大,別讓我們單位都知道我是同性戀,那可怎麼辦,我們家裡都知道了怎麼辦,那時候還沒跟家裡出櫃。他說,不會的,我們這個影響力沒那麼大,我就讓他拍了,拍完之後沒想到他們就把這個推到了搜狐網的首頁。那時候門戶網站還是很牛的,流量特別大,好多人都在看那個搜狐、新浪和網易。那天下午,視頻一放上去,我的電話就被打爆了,我所有認識的同學啊,朋友啊,都打電話過來,就說我看到你了。這時候我們單位領導也給我打電話,現在全公安局都在看你的視頻。你在北京呢,你趕緊給我回來。我第二天早上買火車票就回秦皇島,領導找我談話,說你惹禍了,你看你自己還做了同性戀網站,這個說不清楚,一個警察還做個同性戀網站,我們討論了一下,這樣,我們也不是歧視你,或不支持你,但是我們肯定覺得這個是不好的。你要做個搜狐網,做個百度我們都支持,覺得你有才,做個同性戀網站,我們還是覺得這個有問題的,所以說,你要當警察,你就把這個網站關掉,你好好上班。如果你覺得那個是你的理想,你想把那件事做好,警察肯定就當不了了。要不這個太敏感了。我後來當時就想,怎麼選擇,跟家裡商量,家裡也不同意辭職,後來我們做淡藍網的一個同事就跟我說,如果你繼續做警察把網站關了,我們怎麼辦,我們這麼多年跟着你做網站,我們就是為了理想和信仰,想做點不一樣的事情。這句話對我還挺有打動的。我就跟單位提出辭職了,在這個節點辭職了。
紐約時報中文網:怎麼會見了李克強?
馬保力:辭職之後呢,我父母還是很難接受,我老媽上了好大的火,但是我們家就我一個孩子,他們基本上很多事情讓我自己做決定,尊重我,也很溺愛我。辭職半年左右的時間,我老媽查出得癌症了,那個時候我才意識到整個半年給我父母精神上壓力特別大,特別難過。
2012年的時候,正好那個時候北京疾控找我們,說要開個會,就說有一個很重要的領導要接見你,我當時一直沒有意識到是誰。我當時一直猜,是不是衛生部部長。但是後來我看一些領導都非常神秘,他們都說,哎,我們也不知道是誰,但我能感覺到他們知道是誰,他們很緊張。他們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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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年底見了李克強,還上了新聞聯播,我就跟我媽打電話,說你看電視,今天晚上新聞聯播有我,李克強還接見了我。那個事情是一個轉折點,其實我辭職之後,全單位都知道我的事情之後,我身邊的很多同事朋友他們都不理我了,都離我遠遠的。以前他們吃飯啊,天天都找我,以後他們就再也不聯繫我了,走路都躲着我走。但是李克強接見之後呢,在全公安局又成為了一個話題,說你被李克強接見了,怎麼回事?他們沒有意識到,同性戀國家領導還能接見他。做艾滋病,沒想到國家領導還能夠接受他們,就是一個很大的扭轉。我老媽從那個時候才意識到,我存在的價值,所以他們就越來越自信了。我辭職以後,我父母跟我家親戚都沒有說,我媽總說出差了,(去)北京幫助維穩,都覺得沒臉說(實話)。之後我媽就慢慢開始說,保力辭職創業了,互聯網、做艾滋病防治。李克強接見之後,那年年底我們就做了Blued,那時候中國還沒有這類智能手機上的軟件。
紐約時報中文網:很多人說,李克強當時說了一句同志們辛苦了,是真的嗎?
馬保力:沒有,其實就是說你們辛苦了。因為安排接見握手,大家站成一排,李克強從樓道走過來,我是第一個,李總理來我就說,你好,他說你好你好。我說我是耿樂,做男男同志網站的,通過互聯網方式做艾滋病干預和防治的。他說,你們做得很好,你們辛苦了。同志們辛苦了,就是一個調侃的點。總理肯定不是說同志們辛苦了,他肯定沒有這個意思。
紐約時報中文網:在過去三年裡同志應用爆發式增長,具體的動力是什麼?
馬保力:這個市場空白,之前沒有人進入,現在大家看到了很多的商機,這個人群十分龐大,消費力也很強。當然也和過去幾年的創業潮有關係。
紐約時報中文網:那為什麼現在有那麼多人投資同志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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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保力:因為人們看到了同志市場的價值,他們的消費力很強,這個人群很龐大,5%,我們一直講5%,所有的人口學都說同性戀大概佔3%到10%,不同的研究方法,那我們就說取中5%,中國13億人口,將近7000萬,這是相當於一個英國,從經濟的角度,我們怎麼能不重視呢。他們(這一代的很多人)沒有家庭、沒有孩子,他們的錢更多是用於自己的消費,改善自己的生活,異性戀可能會覺得我要攢錢,我要結婚,我要生孩子,我要給孩子交學費,我生了孩子要給他買房子。
紐約時報中文網:同志應用這麼火是因為現在還不夠開放嗎?
馬保力:不能這麼說。網絡是給同性戀搭建了一個社交網絡,是區別於常規的社會。常規的社會中,我身邊有很多異性戀的同事,我們也有父母、有家人是恐同的,是不一樣的生態。但是跟異性戀是一樣的,現在陌陌有兩億多的用戶,微信有六億多的用戶,難道就是說主流社會對異性戀歧視嗎?就是滿足了一些人的社交需求。
紐約時報中文網:Blued現在經營得怎麼樣?
馬保力:去年公布1500萬用戶,是我們自己的數字。在某些數據上已經遠遠超過了陌陌等主流異性戀軟件,比如在線時長、用戶開啟次數這樣一些能夠體現這些產品的受歡迎程度的一些數字。總體的盤子我們肯定沒有陌陌大。
紐約時報中文網:為什麼Blued吸引了這麼多用戶?
馬保力:第一我們做的比較早,第二,比較接地氣,很多細節做得很到位。比如提醒功能,點贊的和評論的都會分開提醒。另外我們的用戶起頭就很多,所以同志社交是有一個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贏家通吃,越多就越多。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們的盈利模式和盈利預期是怎樣的?
馬保力:現在還沒有營收。我們2016年準備開始做盈利化的嘗試,可能會從遊戲和VIP的增值服務開始,還有廣告,應該從這三塊開始,之後可能會涉足旅遊、電商,還有理財、保險類的服務。我們的成本不高,一個月很少的成本,我估計一年之後就會收支平衡或者略有盈利了。但是如果一年之後我們在國際上發展得很快,大概在國際上投入會多一點;但是我們計劃是三到四年在美國上市的話,我覺得我們在兩年之後也會有盈利。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們的用戶群到底能有多大?
馬保力:中國大概有7000萬的同性戀,包括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男女比例大概在1.2比1左右,這個跟異性戀的比例差不多,所以我覺得男同性戀在3500萬到4000萬左右,但其中還有一些老頭啊、小孩啊,沒有智能手機的,所以我們覺得大概在2000多萬吧,但是未來我們還是希望在海外獲取更多。
紐約時報中文網:對於中國的同性人群,像Blued和Zank這樣的社交媒體是如何改變了他們在社會上的位置,這從你們的應用上有什麼具體的體現?
馬保力:大家可以依託互聯網找到和自己一樣的人和愛情,在沒有互聯網的時候,這個需求是很難實現的,大家只能到廁所的牆上寫電話號碼,或者去公園,或者去浴池,都是一些不太陽光的角落裡去交友,我們讓大家的交友更陽光。二是面向社會的反歧視宣傳,我們發展很快,拿到了很多投資,媒體報道很多,就會有很多不了解這個群體的人,說原來有這麼多人,原來他們長這個樣子,他們很努力,他們也可以上市,可以讓同志人群從地下浮出水面,活得更有尊嚴。
紐約時報中文網:  比方說呢?你們Blued具體做過什麼來實現這些?
馬保力:我們前一陣子和淘寶合作送同性戀去美國結婚的,就是在我們的軟件上徵集情侶報名,有兩千多對報名,之後評選出七對,媒體曝光,在互聯網上視頻病毒傳播,來顯示同志情感的美好,很多同志看了都說我要找個男朋友要去國外結婚。
紐約時報中文網:從網絡上來說對同性戀的態度開放了有多少,目前仍然面對的主要限制是什麼?
馬保力:我覺得現在和異性戀差不多,異性戀可以在網上獲取的服務,同性戀也基本上都能獲取到,從婚戀上來說,我們這個產品做到的其實和異性戀社交媒體一樣的。在我們的軟件里不用擔心歧視和害怕,因為這個是一個自己的王國。
紐約時報中文網:政府是如何來約束你們的內容,對你們又有什麼樣的要求?
馬保力:面對的限制可能是我們還無法大面積地做廣告、推廣,會擔心會刺激到一些人,還是有很多人對這個群體是有深深的敵視的。他們不了解,看到影視作品裡那種娘娘腔、變態的形象,還是很排斥。我們其實希望從政策上和法律上能更明確地保護同性戀的權利,比如有婦女兒童保護法,對殘疾人的保護法,但是在不同性取向的人群還沒有真正的文字寫入國家法規裡面。政府對我們沒有特別的要求,對異性戀社交媒體的要求一樣,不能有反動、不能有色情、不能有違法。沒感到有更嚴格的監控。
紐約時報中文網:習近平上台以後,這種在社交媒體上的開放程度是更大了,還是限制更大了?
馬保力:沒有特別明顯的變化,整體我感覺是在往前發展。
紐約時報中文網:有傳言說,會有人利用同性社交應用進行毒品交易、組織性派對,你們的平台上有這樣的情況嗎?是否有人通過你們的應用來交易毒品或組織性派對?
馬保力:所有的社交應用,不管同性戀、異性戀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包括百度,淘寶還有假貨呢,百度還有假藥呢。但是我們的管理非常嚴格,朝陽區公安局點名說Blued做得太好了,在社交網站裡面、婚戀網站裡面做得最嚴格最好的。他們看了我們的後台,非常嚴格,所有的東西都是先審核後顯示。首先機器排除百分之八十以上,「性愛」、「吸毒」、「溜冰」,首先機器已經把這些信息扔掉了,扔到外太空了。還有的就是人工審核,24小時,三個班,人工審核。
紐約時報中文網:有人批評陌生人社交應用就是約炮的,你們能控制約炮嗎?
馬保力:我們不控制約炮,我們不覺得約炮是壞事情,兩個成年人之間的性應該是自由的和快樂的。只要他注意保護自己,沒有傷害第三方,沒有違法。但是我們覺得一個軟件只是大家用來約炮是有問題的,在上面沉澱的時間很短,我認識你,我喜歡你,加微信吧,馬上就到微信上約去了。所以我們現在更多提供內容、未來還要提供服務,像旅遊啊、結婚啊、代孕啊這些服務。還有內容,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小說啊,大家可以在上面聊天啊,有一個社區可以在上面玩遊戲啊,約炮不是最重要的,這樣數據才會更漂亮,掙錢才會更好掙。
紐約時報中文網:手機實名制,怎麼能夠保障用戶信息不遭泄漏?
馬保力:我們的技術還是很強的,我們的技術都是百度的大牛。我們的加密算法很厲害,你可以把我們的數據盜走,但是這個數據是加密的,只有我們能破譯。
我們對用戶也沒有要求實名或者必須上傳自己的真實頭像,給用戶選擇權。如果你擔心手機實名,可以用郵箱。
紐約時報中文網:通過你們平台認識的同志情侶大概有多少?
馬保力:挺多的,我們沒有統計具體數字。
紐約時報中文網:同性戀員工的比例是多少?
馬保力:員工總數為105,同性戀員工的比例大概在80%。
紐約時報中文網:爭取政府支持和服務同志群體兩者是否有矛盾?
馬保力:我倒是覺得我們其實是一個橋樑和紐帶的作用,我們有機會跟政府合作、對話,是很好的,是有效果的。有很多的NGO,他們有不同的背景,比如有些就是做權利的,他要到街頭去搞活動啊,起訴教育部啊,他要去做這樣一些推動,這是他們的工作方式。那我們更願意以對話、合作和教育的方式讓政府嘗試做一些改變。
紐約時報中文網:那麼,公益和商業運作是不是有矛盾?
馬保力:是相輔相成的,中國社會的穩定肯定對中國經濟是有促進和發展的保障,如果同性戀們都得艾滋病了,那我做社交軟件誰來用啊,大家都死掉了,沒人用了,沒人去消費,沒人去旅遊,大家活得都不開心,大家每天都拿錢去治病了。如果中國社會都歧視同性戀,政府覺得是骯髒的都去打擊,我們怎麼能做大,別說上市,還拿投資,投資人敢給我們錢嗎?他們不敢。
紐約時報中文網:同志群體真的是像你說的那麼有錢嗎?一些調查顯示中國的同志總體沒有那麼富有,有人說粉紅經濟泡沫很多。
馬保力:當然,美國的Grindr做得很好,他們已經商業化好多年了。我們會比它掙錢。